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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平生六记》之七

文汇读书周报2020-11-24 14: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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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先生


《平生六记》

曾彦修 著

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

平生六记

曾彦修

五、四清记实(续完)

丶丶六、一个被认为告密罢工的“工贼”,终被证明纯无其事。

丶丶这次谈如何弄清楚一个长期被认为是“工贼”的工人,结果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的经过。这个厂的装订车间,有个姓陈的工人,年约五十岁,男,四川重庆人,抗战胜利后随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一个印钞厂复员到上海。解放后,辗转留在现在这个工厂工作(此厂解放前也印钞票)。他的专长一点没有得到发挥,整天打糨糊、清扫车间。他的名字也很少有人叫,要叫就是“打糨糊的”!他有一大袋档案材料。关键问题是:有人检举他抗战期间在重庆中信局印刷厂时,曾告密过一次罢工,致使多人被开除出厂,因此他是一个工贼。检举人是上海另一印刷厂的一个工人,据说这事是陈某同他一起喝醉酒时,陈自己告诉他的。此事厂中人保科原已有大量调查材料,其实已基本上可以做结论了,但是却没有做,仍然作为一个“工贼”甚至特务嫌疑挂在那里。我仍然坚持我的老主张:先仔细阅读和研究已有的材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应该找他本人详谈。不要老是在背后猜谜语,演《三岔口》,化简单为复杂,化清楚为糊涂。

经过过去的了解和我们新补充的调查,情况大致如下:陈某原系重庆金银首饰店学徒出身,会精雕细镂金银首饰。后转入重庆地方势力所办的印钞厂,做镂版工人。抗战后,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四川,要印钞票,既无机器,又少工人。不得不借重地方力量,由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投资,扩大印制钞票,增加工人,领导权自然落到了国民党中央派手中,印制科长也改由“下江人”担任。原地方工厂的技术领导人及技术工人等被排斥,置于次要或无权的地位。他们极端不满,要求恢复原有地位。国民党中央系的当权派仗势不让步,本地技工们没有达到目的,就以集体辞职相威胁。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派去的厂方当局仍不让步,于是几十名本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就真的联名集体辞职,而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厂方也就莽里莽撞公开出布告批准这一集体辞职。两三个月后,钞票产量降低,满足不了国民党通货膨胀的需要,辞了职的本地工人也生活困难。后来国民党厂方不得不妥协,把这些人全部请回厂。本地工人也就顺水推舟,全部回了工厂。因此,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罢工和开除工人的事。

以上情形弄清楚以后,我们就做第三步的工作,再找上海当时的几个当事人或知道这事经过的人进行了一些调查。至于重庆方面,过去已有过充分调查,有的当事人解放后已是重庆市工会的干部,讲得很清楚,经过就是上面那些,没有必要再去调查了。

综合前后调查的结果(包括陈本人的自述)如下:

第一,该厂根本没有发生过罢工,也根本没有发生过开除工人的事。斗争是公开的,经过长时期公开交涉,也无所谓告密这回事。所有当事人的证明,没有一个涉及罢工,或有人告密、破坏罢工之类的事情。

第二,斗争的性质,是国民党中央势力与四川地方势力的斗争在某一个小角落里的反映。

第三,斗争的结果,以双方各有需要,也以双方互相妥协而告终,没有任何人受处分或被开除。

第四,关键之处(似乎是这次新调查出来的,根据我的记忆,好像陈对我解释为什么他不参加辞职时谈及此事,以后经过调查属实),是该厂的印刷科长娶了陈某的妹妹做妻子,因此陈和他是亲戚关系,因这一层特殊原因,陈始终未参加这一斗争,也未参加集体辞职。本地的工人对陈是有些不满,但一般均谅解陈,未予深责。

全部的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因此给陈做了书面结论: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罢工”,他没有破坏过“罢工”,没有告过什么密,也没有任何人被开除,自然他也没有任何“工贼”嫌疑。至于所谓酒后自述之说,可能一个是酒醉胡言,另一个也可能是酒醉误记,就没有必要为此事去寻根究柢了。

七、一个 “假党员”、“假新四军 ”如何被弄清楚确曾是真党员、真新四军的。

这次谈的是胡某某,男,上海人。这个人是在“大刀架子”(即切书边和切纸张的机器)上工作的,劳动强度大。在“大跃进”后的几年困难时期,他有赌博、贩卖票证和聚众酗酒之类的行为,劳动纪律也不大好。平日则一贯对人讲他是老新四军,是共产党员等。工厂人保科过去审查过他,档案有寸把厚。但方法不大对头,调查也不得要领,做不出结论。群众和人保科都基本上认为这个人是冒充新四军和共产党员的骗子。“四清”中由于群众平日对他不满,要求他在小组会上作交代,如交代不清即是假冒,予以处理。

我看了他的材料后,一时真假难定。我建议,这种事情根本不应该背对背地捉迷藏,应该先请他本人写一份详细经历,看后即可知其大概了。我一看他新写的详细经历,从 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到北撤,到大反攻、渡江等,都不像假的,我又找来《解放战争大事月表》对照,经过可算大体不差,不像假冒。于是我又去找他详谈了一次,看看和听听他像不像在解放区和我们部队中呆过的样子。这个辨别方法我想是比较有效的。我得到的印象是肯定的,不像假冒。由于文化水平低,他对这段经历当然也有讲错或记错的地方,但这同假冒的人讲错的,一听就能分清。但我问他怎么离队的,有无复员证明等,他就左推右托,含糊其词,讲不清楚。节外生枝的麻烦事情是,还在他的档案中有一张“党证”,是用白色有光纸印的,有半个巴掌大,时间是 1946年,已经黄旧不堪了。这可把很多“老资格”的党员都考住了。我们没有党证制度,问过工作队中几个从新四军或苏北根据地来的领导同志,都说苏北和新四军也没有党证制度。于是,我再研究他那张“党证”,发现用钢笔填的是某团某连战士,同“党证”上所盖章的团党委会的团名番号根本不一样。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研究。个别同志说,这更证明胡某某是假冒了,所谓“党证”上填写的东西同所盖的图章就是矛盾的。更多的同志则表示疑惑不解。

我提出我的看法:正是从这个矛盾上,不能肯定他是假冒,相反,很有可能是真的,证据也就在“党证”上的这个大“矛盾”上。我说:第一,从“党证”纸质的简陋上看,不像是伪造。伪造者的心理,不会造得这么简陋,以致容易引起别人怀疑;第二,作伪者更不会公开制造一个大破绽大矛盾摆在那里,让你一眼就把他抓住。我说,相反,我们根据地不重形式,一个单位改名了,改制了,改变隶属关系了,仍用老图章代替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而这种事情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私单位中则不存在。这两点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已不趋向于胡某某一定是假冒了。但对于怎么会冒出一张“党证”来,则我同大家一样,都感到不解。我再一次建议不要背后捉迷藏,再同他公开谈,请他自己解释,“党证”是怎么来的。工作组决定由小费找他谈。这位胡某某回答说,新四军本没有党证制度,但北撤时怕有些战士和干部因受伤或掉队,跟不上队伍,才临时发了这一证件,以备万一掉队时,拿出来做证明,便于当地党政机关和根据地群众收容保护。至于此证是否有效,他说他也不知道。一听这话十分在理,谁编得出?于是我再次详细面询这位胡某某的经历,得知他到山东后,就到了渤海区任华东后备兵团某师长的警卫员,一齐南下,渡江胜利后,某师长兼任江阴要塞司令。胡本人解释说,他是请假回沪探家,以后回到驻地,部队已调防,他没有找到部队,因此便离开队伍了。(作者按:此事是假的,见后。)

有些同志说,现在到哪里去找那位师长呢?没有证明,也是白搭。我说,既然知道了当时的师长名字和驻防地点就好办了,当时全国的现职师长能有多少,两三百个到了顶吧,这事去问中央军委、总参、总政等,都可一问就着。于是我们写了一信,附上胡某某的照片,经过市领导机关给国防部办公厅寄去了,请他们转当年任江阴要塞司令的某师长。大约十天后,某海军基地副司令从海南岛的复信来了,证明此人是他的警卫员,是党员,原是从伪军中解放过来的,全国解放后,他于 1950年回沪探亲,久久不归,曾三次派人到沪寻找他,都未找到。从信中看来,这位首长对他的警卫员是很负责的,热情的,深怕他的警卫员在挨整,所以一天也没有拖延地就写了回信。

最后全部弄清了事实:胡某某于日本投降前两三个月在上海外滩被敌伪抓去当兵(当时他摆小香烟摊),送到江北海门。不久海门被我军解放,他就参加了新四军。因几次打仗勇敢,被吸收入党,表现较好,便被选拔为师长的警卫员。南下后回沪探亲,自动离队了,回沪后以修鞋为生,以后进了印刷行业。

一个被怀疑甚至被相当肯定地认为是政治骗子、坏分子而又似乎“查有实据”的人,终于完全弄清楚了。我祝愿这位同志彻底戒掉他的一些不良习惯,在年老后仍然能够保持新四军的优良传统,问题已经完全弄清楚了,就不要自暴自弃。

……

十、一个戴着双重反动帽子的 “反革命资本家”,最后证明原来是一个舍命掩护过地下党员的人。

这次谈一个戴着“现行反革命”、“反动资本家”双重帽子的原装订作主人(可能属于小资本家)的人,如何最终查明,在解放前曾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我党地下党员,而在解放后所加给他的两顶反动帽子,又是怎么一回事情的故事。

这个厂的装订车间有一个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资本家”两顶帽子而被监督劳动的人朱某,六十来岁了。他的主要罪行是:一,上海解放后(或临解放前)借了相当于现在数十元或稍多一点的钱给一个辗转相识的人,这人后来在浦东(黄浦江以东,即川沙、南汇两县境)以“反共游击队”的案件被捕,供出曾向朱某借得若干款项。因此,朱也被捕,并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二,据说 1962年,朱常到车间内原属于他所有的骑马钉订书机(即铁丝穿线订书机)旁看来看去,是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早日回来,因此又被称为“反动资本家”(这大概是口头定的罪,似乎并没有文字决定,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法律裁决了)。我们原来没有准备对这个人作任何重新审查的打算,因为并没有发现他的任何新材料。

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胆小怕事的老年女工,以前也是一直做工的,只会埋头做工,技术、质量都不错,平常什么话也不说。“四清”期间,她自然整天处于惶恐状态之中。不过,我对她始终是一视同仁,没有任何歧视。我总觉得,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老年的劳动妇女,像老鼠一样地生活着,对周围的人都像怕猫一样地害怕,这是我的理智、良心和我学得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当然,有的同志是不会承认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认为这就是“修正主义”)所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不能为了表示我的“立场”坚定就动不动去训她。这样做,我觉得是可耻的。但车间里已在工作组领导下,对这个朱某开过一次二三十个人的“批斗训话会”了。这是履行规定手续,因为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双重帽子还戴着,即使没有新材料,也要斗。如果不斗,就叫做“放着阶级敌人在一旁不管”,是路线问题,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自然,工作组也不得不对朱某照例批斗训话一番,群众也是照例行公事办理,个把钟头就结束了。但他的老妻可急坏了,以为这趟又过不了关,又要斗死斗活或被抓起来了。中午午饭也不吃,下午接着又上班。已经有人作为新“动向”告诉我了。这位老妇人也是多次想要找我谈话的样子,但又不敢,显然是怕反而会招来横祸。这点,我看出来了。于是我就主动去找她闲谈,问她为什么最近常不吃午饭,这样会弄坏身体的。这话不讲犹可,一讲可就引起她伤心地哭了。这是激动的伤心,不是痛苦的伤心。她说:“同志,这一辈子也没有人对我讲过这样的话啊!”还是啼哭不止。我知道一个长期不被人当人的人,而且当前等待着她的,又似乎是只有被批斗和被侮辱的时候,没想到今天在她面前的一个似乎对她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竟然第一句话就关心她不吃饭会影响她的健康,她怎么能够不激动得流泪呢?我告诉她,不要怕,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毫无顾虑地大胆讲。她真的对我慢慢讲开了。大要是:

一,解放前她的丈夫同我们的地下党员有联系, 1948年一次大逮捕前,有几个共产党员最紧急时曾在她家顶楼上避了一个星期的难。买粮食蔬菜也怕被周围的人看见,因为一下增加几个人吃饭,买多了东西人家看见了会生疑。同样原因,大小便的处理也很费事,马桶要偷偷提出门去倒,怕被别人看见。他们一家人则日夜放哨,我们的同志走时,也是一个一个地走,由他们一家放哨,发暗号。当她谈到买菜、倒大小便等麻烦时,我已有八成判断这是真的了。因为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不要说这样一个老实的老年妇女,就是一个老牌特务也不大可能编造出这样的故事来的。最后,经过长谈后我已经判断她说的不可能是假的了。问题只在这些人是不是共产党地下党员,还找得到不?我说,你安心,只要事情是真的,就一定会弄清楚。

二,借钱一事。据她说,解放前还有其他党员向她丈夫借过钱,这次她丈夫仍然以为是借给共产党员的,谁知他们是反革命,因此连累了丈夫,现在说不清了。于是,我再直接找她丈夫朱某本人谈话,他开始战战兢兢,什么也不敢说,反而由我提出问题要他证实,他才谈了一点。我问他,在你家避难的地下党员的名字你知道不,他说知道一两个人的名字。

对于这段谈话的开始几句问答,我想在下面写出一小段,这并不是写小说,而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不断的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会使人的心理状态变成什么样子:

我问:“朱 ×,解放前你做过好事嘛,为什么不说? ”朱答:“没有!没有!我是反动资本家,我有罪,我有罪。 ”我说: “今天我不问你有罪没罪,这个问题暂时不谈,今天我只谈你有功没功,在困难的时候,冒着危险帮助过什么人没有,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朱答:“你说的是……一九四八年……? ” 我说: “对!就是那件事,国民党抓人最紧张的时候,如果还有别的,一齐讲更好,越详细越好! ”他保护过的人,有名姓。组内说,何处去找?我说,不难找,这样的地下党员不多,去找市总工会、市委组织部都找得到的。就由能干的三十岁的工人费全法同志去找,到市总会一查即得。曾经掩护地下党员一事,我们查证了,完全属实。我现在记得,其中有一个同志, 1965年好像是在上海浦东高桥化工厂党委内任比较负责的职务;另一个同志,在市某公司也是做一定的领导工作。(以上记忆,第一个比较确切,第二个可能稍有误。)

第二件,资助反革命问题,很难确证。因为,这是朱某主观上认为对方来借钱就一定是共产党员地下工作的需要,难于判断真假。我们有浦东游击队是千真万确的,国民党有没有,我来深查。我们把他解放前的这段功绩连同外调证实的材料,放进了他的档案袋。当时曾提出研究应该摘去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了,但牵涉到政法部门,工作组无权决定。后来是否摘了我也不知道。我们当时工作没有做到家,未把问题完全弄到底,是个遗憾。但看来,两顶帽子都值得研究。既然解放前不久一家人能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地下共产党员,怎么会一解放就去支持反共地下军呢?揆之情理,说得通吗?断一个案子,是各方面都应该周全考虑的。其次,他去望望原来属于他的机器,也有可能是出于关心,不一定据此就称他为反动资本家——而且他也不只 1962年去望过,以前也去望过的。我所在的装订车间近二百人,情况相当复杂,因为它是由几十家个体装订作合并而成的。而我当时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某种特殊“身份”的人即“摘帽右派”(不过上海当时在石西民领导下的宣传出版部门领导并未如此对我),我在这个车间的“四清”工作组内,是处于一种很奇怪的地位:名义上我不能接触档案,但在开会汇报情况时,我可以参加分析,提出意见和办法。小组同志们全都很尊重我,从不把我当外人看。随即我又被指定为这个车间工作小组的“材料员”,于是我便合法正式全面参与这个车间清政治、清组织的工作了。审查的对象有四五十个,最后做了书面结论的,大约有三十来个(其余的是没有必要做什么书面结论的)。我看了这些作为审查对象的几十个人的全部档案材料,协助全组对每个人提出他的问题所在,调查(包括反复地调查)的方案和计划,参加调查材料的分析,同被审查者本人的反复谈话,最后讨论能否做结论,以及应该如何做结论等。问题弄清楚后,这三十来个人的结论全是我一人起草的。正因为我参与了每一个人的全部审查过程,因此基本内容我至今仍然记得。奇怪的是全部被认为或被怀疑为有大小政治问题的三十来个人,最后都一一弄得清清楚楚,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称得上问题的问题。十年浩劫开始时,说要拉我回工厂去批斗,叫做执行了“资反路线”:保护少数人,打击一大片。我说,我不怕,我可以把几十个人是如何被弄清楚的,如何做出没有问题的结论的经过,全部当众讲出来。那时被硬制造出来迫害一大批中央领导人的所谓“资反路线”,被强加给它的罪名,是所谓提出和执行了“镇压群众”的“白色恐怖”路线。因此我不怕,因为我没有镇压过群众,我只保护过群众(包括无辜的干部)。一位前工作队的副队长怕我被本单位的某些造反头头借刀杀人,把问题故意扯到我是个什么“分子”的问题上去,把我搞死,他替我挡住了,说“他是个普通队员,不要斗他了,有什么问题由我们负责吧!”但我们单位的“造反派”先锋们仍逼着我交代,我是如何“血腥镇压”群众的——当然,他们讲这些话时,也是信口开河的,因为他们大多数也是在张春桥等的强大压力下干的。于是,我只得向他们写了申明书,说,那三十来个人的结论每个字都是我起草的,如果我把有政治问题的人说成没有政治问题,或把没有政治问题的人说成有政治问题,我不但一定负全部的政治责任,而且负全部的刑事责任。我照人头一个个地写了几万字的材料交给他们。他们大概根本未看,只是在大字报上骂我是“社会渣滓”、“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走资派要我参加“四清”,完全是为了搜罗“地富反坏右”,为复辟资本主义作组织准备,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阴谋,必须追查到底等。就这样,虚张声势地闹了很久。但是我拼着性命来为几十个工人解脱种种政治怀疑的冒险行为,却永远在我的头脑里记忆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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